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精选5篇)[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范文第1篇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土地的需求量逐渐加大，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就成为满足我国各类建设用地的主要途径。[1]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案例的梳理和研究，发现土地征收纠纷的一些问题，在这些纠纷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纠纷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权利主体不明确。在我国相关立法中，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各地都采取不同的标准。根据《立法法》，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就是说，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来明确，而各地根本无权自作主张。因此各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规定不具体和不具有可执行性。[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纠纷在纠纷类型中占有较大比重，多表现为出嫁女、入赘男、迁入户口和新生儿的成员资格无法认定。

　　1.2 土地私自流转而相关手续不齐备导致的纠纷

　　土地私自流转而相关手续不齐备。土地的流转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协议并在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但由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限制，在进行土地流转时，未能完成全部程序，致使双方签订的协议有瑕疵。

　　土地在流转过程中应当进行相关手续的办理并有序流转，如签订合同，更改登记簿，颁发权属证书。但在实践过程中，土地流转多表现为自行流转多，报批准、备案的少；口头协议多，书面协议少；约定不明的多，约定明确的少；书面协议内容不规范的多，规范的少等。

　　1.3 村民不服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分配方案导致的纠纷

　　村民不服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分配方案。土地集体所有制规定土地为集体所有，而承包的村民仅享有使用收益权，其所有权和使用收益权是相分离的。在土地被政府征收后，集体组织以村民自治组织的名义将所征收土地的补偿款进行分配，但是因为集体组织成员的意见不可能全部一致，因此村民与集体组织的意见产生矛盾。

　　征地补偿的分配工作中存在着补偿低、费用不到位、安置不落实，补偿费用分配不合理、使用不公开等问题，甚至可能存在贪污、挪用、挥霍土地征收收益的现象，损害了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3]

　　1.4 征地目的“公共利益”界定纠纷

　　“公共利益”界定含糊。法律规定征收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但对何为“公共利益”，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并不具体明确，公共利益的具体认定仍是我国当前土地征收中的热点和难点。没有一个明确标准，无法准确衡量是否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这就无法避免权利的滥用。

　　在实践中，公共利益的需要早已演变为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如许多和公共利益无关的商业开发被冠以各种公共利益之名，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1.5 征地程序合法性纠纷

　　征地补偿及救济程序不完善。我国《土地管理法》第 48 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征地方案确定之后的公告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宣告，对于征地方案农民虽然可以提出意见，但是否听取主动权仍在政府，并且政府听取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见，农民参政的机会较少，在补偿安置方案表决和补偿款如何分配?⒂攵炔桓撸?民众的参与权与知情权并未真正实现。

　　1.6 征地补偿标准及范围纠纷

　　补偿范围狭窄，参照因素单一。补偿标准计算按年产值倍数法统一计算，只参考年产值这一个因素，而不考虑其他因素。过于单一的参照模式脱离市场现实，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补偿不能因时制宜，在物价飞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忽略这些社会客观因素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补偿原则和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根据以上的补偿标准和程序，被征地农民并不能得到及时、合理的补偿。在实践中，这种极低的补偿依然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补偿款经过政府、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层层盘剥，最终落到农民手里的补偿款已经少之又少了，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失去了土地，又不能得到很好的安置，因此他们往往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危机。

　　2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解决农村纵向的土地征收纠纷的两大途径――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4]行政救济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制度，司法救济则为诉讼制度。以及在各个领域全面适用的信访制度。我国在农村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土地征收纠纷解决途径，在化解农村土地征收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

　　2.1 行政裁决

　　我国没有统一的土地征收立法，现行法律中关于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规定相当少，主要集中在《土地管理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中。《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了被征地者对补偿标准不服的救济措施，即被征地者对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应当先由县级人民政府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由批准征地的行政机关进行裁决。[6]

　　2.2 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作为解决土地征收及补偿救济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首先，涉及土地征收及其补偿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涉及的利益主体很广泛，而行政机关具有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平衡各方利益的能力，能较快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做出公正决定。其次，由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征收补偿行为进行复议，对错误的征地行为进行纠正，[7]提高办案效率。但在实践中，行政复议在解决土地征收纠纷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2.3 诉讼

　　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类型主要分为行政和民事两大类，以民事争议居多。土地征收的民事案件，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因为土地征收牵涉的利益甚广，最大困扰是纠纷当事人是否为平等主体，法院一旦认为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不平等，就很难受理。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2.4 信访机制

　　信访是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意思。根据国家信访局统计，群体性上访事件60%与土地有关，土地纠纷占社会上访总量的40%。[8]在我国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兼具征收决定者、裁决者、土地交易者等多重身份，因此政府在解决土地征收纠纷的过程中很难平衡各方利益，行政救济的手段在实践中得不到被征地者的认可，加上司法救济效率低，成本高，百姓的厌讼心理，被征地者更倾向于信访的方式反映问题。

　　2.5 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是指依法设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根据事实和法律，居中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行调解和仲裁，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一种法律制度。[9]1994年颁布的《仲裁法》第77条规定：“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事隔15年之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得以颁行，拓宽了被征地农民解决纠纷的渠道。

　　3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途径存在的问题

　　3.1 土地征收纠纷解决体系比较混乱

　　具体的纠纷解决途径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诉讼、行政复议等，这些规定看起来比较完备，但是由于缺乏整体上的衔接，或者可操作性不强，不同的规定之间相互矛盾，导致各种纠纷解决途径之间没有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有机体系。

　　3.2 行政裁决的适用范围窄且裁决的公正性无法得到保障

　　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裁决仅仅适用补偿标准争议，其他纠纷并未纳入到行政裁决救济的途径之中。在实践中，大量的纠纷是围绕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以及政府不按照法定程序征收土地等产生，这些纠纷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加以解决是不合理的。同时由于批准征地和裁决补偿争议的是同一级人民政府，纠纷解决主体不具有中立性，其裁决的公正性也就大打折扣。

　　3.3 司法救济机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为司法救济的诉讼是国际上公认的最主要的、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在我国土地征收过程中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司法救济机制作为我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依据不明确；其次，有效的司法审查缺位，司法手段介入不足，导致矛盾久拖不决。[10]

　　4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4.1 完善诉讼救济途径

　　完善行政诉讼救济方式，首先，需要明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防止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相互推诿，尤其是可以改变被征收人状告无门的情况。其次，要建立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机制。为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在发生纠纷后，当事人选择行政诉讼之前，可以设置前置程序，如协商不成，既可以选择复议，也可以选择行政诉讼。在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后，法院必须在作出判决之前，进行调解。

　　4.2 完善行政复议制度

　　复议机关受理被征收人提起的复议案件后，依据法定程序和权限，对纠纷作出处理。行政复议只能提起一次，若被征收人对复议机关的处理有异议的，只能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也可以不提起行政复议，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完善行政?鸵橹贫龋?首先，理顺政府行政复议体制。明确土地征收争议的受案范围，对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征地行为，要通过行政复议坚决予以纠正，严格依法执行。其次，建立行政复议监督检查机制。结合土地征收纠纷争议案件行政复议工作的实际，制定和细化一系列有效的监督措施，使行政复议的监督制度化，更加有效的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政府公信力。

　　4.3 健全调解制度

　　调解是土地征收纠纷当事人在第三方的参与下，自主协商解决纠纷的方式。在土地征收纠纷中，主要涉及到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两种方式。完善调解制度，首先要扩大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因为代表土地所有权的是村委会、乡镇政府等组织，而上述主体在行使职权时，往往会与土地承包人产生矛盾，扩大适用范围，可以解决这部分纠纷。其次，要加强法院对调解协议的监督，促进执行。

　　4.4 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

　　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实现对仲裁活动的监督和制约。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保障当事人对仲裁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权利，是确保仲裁工作公正开展的有效途径。首先，当事人申请仲裁的途径要畅通，仲裁委不予受理农村土地纠纷的理由要明确。其次，保障当事人选择和更换仲裁员的权利。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

　　灵活设置仲裁机构，在纠纷多发乡镇，根据需要送裁下乡。在我国的仲裁试点工作中，不少试点地区将仲裁庭设置在乡镇，还有一些地方采用流动仲裁庭的方式深入农村土地纠纷多发地区现场办案。实践证明，在纠纷多发的乡镇设立仲裁机构便民利民，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安排。[11]

　　4.5 完善行政裁决制度

　　行政裁决制度相比其他救济手段更具有优势，行政裁决具有专业性和技术化程度高的特点，行政裁决能够从专业领域解决纠纷，而且行政裁决成本较低，效率高。现今应该更加完善行政裁决制度，适应社会的发展。

　　实行协调前置原则，未经协调的案件，不能进行裁决，裁决机关受理裁决案件后，也要先行组织协调。

　　成立专门的裁决部门，解决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可以借鉴英美的土地裁判所制度，使裁决部门专门对土地征收行政案件作出处理，这样裁决部门将会发挥更有效的作用。[12]

　　注释

　　[1] 陈志科：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研究[J]

　　[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亟待法制完善》-中国商报网

　　[3]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征收收益分配管理的通知》

　　[4] 王伟：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

　　[5] 王伟：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

　　[6] 薛永奎：中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研究[J]

　　[7] 季金华、徐骏：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J]

　　[8] 李春燕：关于集体土地征收案件的争议焦点和裁判结果的调查与思考[J]

　　[9] 贺海波：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研究[J]

　　[10] 薛永奎：中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研究[J]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范文第2篇

　　长期以来我国单一的人民法院纠纷解决机制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纠纷，但是，“诉讼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的所有优势与不断累积的社会矛盾之间实在无法找到双赢的平衡点。”[1]诉讼解纷机制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而不堪重负，而非诉解纷机制则面临严谨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缺失等问题，这迫切地要求人们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一、和谐社会的法律意蕴

　　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l，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重要目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我党又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

　　和谐社会是现时代的主流话题，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和最终归宿[2]。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全面的系统工程，它要求社会各方面都要建立起和谐的关系，整个社会能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起来。而与此同时，作为调节社会，规范人民行为的法律更应该与实际相协调，与社会相适应。在人民民主专制制度下，法律所代表的就是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只有明确法律的阶级属性，才能够从根本上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法律的构建。在提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法律应该是一种调节各方面利益的准则和解决矛盾的手段而不再是保护个别集体利益的工具，这是法治走向文明与和谐的要求。

　　（一）现代和谐社会首先应是法治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在追求理性社会的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法律从统治者的统治工具演变成为政府存在的依据，“法律不仅是一种遵循，一种行为准则，也应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人人都接受法律的约束，人人都能从法律中得到自由，人人都享有法律的保护，人人也都负有维护法律的责任。”[3]法律不再是统治者或是政府的命令，而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遵守的行为规范，是为人处世的信仰，这是法治进步的重要体现。

　　社会主义的和谐与法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第二，社会主义法治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过程。第三，通过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控制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现着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能够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并为其信服，单就实际情况而言，没有法治这种强有力的调控手段，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能是纸上谈兵。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只有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理论落到实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新的和谐社会。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范愉教授曾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多元化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题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4]相对于单一的人民法院纠纷解决方式，这种结合了社会各方面资源的纠纷解决方式不但能够高效地解决实际问题，节省紧张的司法资源，激发社会活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更能弥补紧张的社会关系，提高全社会的民主法治水平。

　　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人际关系社会，两千多年的司法实践充分证明了“法因人情”就是要求人们办案时要兼顾法与人情，当法与情不能两全时，则应该舍法取情，此乃一般民众所说的“人情大于王法”[2]。所以说法律在一般民众心中并不是那么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勒内?达维德写道：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解决争端的方法应不受法律框架的局限，需要符合公正和人情的原则。”[5]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对于避免不必要的正面冲突、保护诚实友爱的人际关系也有重要意义。诉讼程序具有鲜明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使当事人双方本就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非诉讼方式能够缓和地解决问题，这一点正好弥补了诉讼方式的对抗性。平稳和缓地解决纠纷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方面的保护是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唯一防线。不同的社会主体有着不同的需求，多元化满足了不同主体的需求，因而更有利于实现当事人双方相互共赢的局面，实现社会实质性的公正。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还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法治。和谐社会应是成熟的法治民主的社会。单一地采用人民法院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公权力对纠纷解决机制的垄断，这不仅剥夺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自由，还不利于发扬民主法治。

　　二、现阶段我国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

　　我国现有的诉讼解纷机制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不堪重负，目前，我国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由于受到固有的诉讼程序弊端的制约，出现了申诉上访，上诉率高，再审率高甚至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在国家公权力介入后进一步激化的现象。而与此同时非诉解纷机制已经建立了一套包括法院调解、人民调解和仲裁等多种解纷方式。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难发现，不同社会主体的价值观的碰撞、诉讼解纷体制与非诉解纷方式的衔接不完善、法治法规的不完善等原因都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

　　（一）现阶段我国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主要困难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有所规定的，但是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理论联系实践的基础上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规定》，在此规定中规定了例如民事调解的范围、民事调解工作参与人员的范围和民事调解书的效力等内容。之后，司法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提出了要巩固、健全、发展多种形式的人民调解组织并且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又强调了诉讼调解在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职能作用。在社会实践中，劳动争议仲裁和商事仲裁等专门性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在现阶段我国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主要困难还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在相应的机制构建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就从人民调解来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隶属和日常管理也没有明确的部门。在司法体制方面来看，什么样的案件由什么样部门进行调解也没有相关的规定。其次，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管辖范围的适用还太过于狭小，并不是很能为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分流。这都影响着非诉讼解纷机制在百姓心中的价值评价，非诉讼解纷机制在推广的过程中如果不能让百姓体会到其意思自治、人民合意和方便快捷的益处，百姓以后还是会选择人民法院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问题，毕竟比起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百姓起码能做到“明明白白地消费”。

　　（二）影响我国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有很多。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包含了私力救济、和解、调解、仲裁和其他具有方式组合特征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复杂系统，其中单个的机制又是一个拥有相对独立体系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又构成了一个复合体系的大系统[6]。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从结构上就表现出很大的复杂性，使得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其作用受很多方面的影响。总的来说主要是受以下?赘龇矫娴挠跋臁?

　　1.我国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我国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起的是基础作用。东方是礼仪之邦，追求和平，以和为贵是人们的处事方式。从这方面来看，虽然诉讼解纷方式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但是诉讼解纷方式的严肃性和明显的对抗性有违人们的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

　　2.大众的价值观。在法律传统中，打官司费时费力、费神费劲、费心费钱。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我们一直受官僚主义的压迫使得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法律是为官府，为统治阶级服务，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和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了新法，但是我们的法律还有很多值得改革的地方，我们的法官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3.司法人员的职业素养。即便是实在迫不得已到法院寻求帮助，司法人员的司法素养的参差不齐也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判决结果。一般而言，法官的素养包括专业知识、司法经验、司法技巧，有时还需要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而我国的司法人员的来源较为单一。新晋的司法人员虽然有较为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但是缺少司法经验和司法技巧，社会生活经验不丰富。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着纠纷解决的结果，很有可能在原有纠纷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又会有新的纠纷出现。

　　我国正在通过诉讼、调解机制对接司法审查制度和诉讼制度，努力构建以法院为中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法院对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持积极态度，建立多渠道的调解串联机制，鼓励当事人调解，对非诉讼解纷方式进行扶持和指导，则会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中国的生根发芽。

　　三、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思路

　　“所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寻求不同的救济模式，如可以进行诉讼，也可以选择仲裁或者调解等诉讼外争议解决方式。”[7]怎样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转变观念，私力救济应优先于公力救济

　　在思想观念上，我们要摒弃旧的观念，吸收经验并结合具体实际改正过去的司法全能主义。正如郑成良教授所言：法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法治之所以可能，“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尔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通行为方式。”[8]其正确的理念应该是在扬弃司法独裁的旧观念的同时也要树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打开探索纠纷解决机制的空间。私力救济应优先于公力救济，当纠纷发生后，不能消极等待，应该积极地寻求多渠道的帮助。

　　（二）扩大仲裁作用，提升行政职能，重新构建调解制度

　　在具体运作上整合调解制度的资源，扩大仲裁的作用，提升行政职能，重新构建调解制度。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机制，ADR方法具有以利益为中心、意思自治、谈判结构完善、能灵活运用管理技巧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法院逐步把ADR引入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这不仅丰富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容，还意味着ADR实现了民间与官方的同时运行，大大推动了ADR的发展。在1983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就允许法官在审前会议阶段就运用调解或司法外程序解决纠纷。1999年4月26日正式生效的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也明确把ADR引入法院系统，把ADR作为案件管理的重要手段。“附属于法院的ADR”在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也普遍地被采纳。实践表明，几乎所有的ADR都可以援引到法院系统中来，如附属于法院的仲裁、附属于法院的调解等等。我国的多元化解纷机制就完全可以向英美的ADR机制借鉴，也许可能会产生“水土不服”，但是只有勇于尝试才能进步。

　　（三）推进基层人民调解，维护社会和谐关系

　　在基层要推进人民调解程序的复兴，人民调解曾经在解决基层纠纷的历史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却随着以人民法院调解制度的建立而逐渐凋零，人民调解制度的焕发生机不但可以分流解纷案件的案源还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根据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若干规定》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人民群众的权利得以实现，只要调解或者和解的程序和内容不违背法律的规定，在不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就应该确认该调解或者和解协议与生效的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人员配置方面，按照《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落实编制和资金。人员的选取方面应该在群众中选取有广大群众基础的人，比如家族族长、离退休老干部及相关行业的负责人等在群众中有声望的人，让这些人参与人民调解，不但加强了调解协议的威信度还能在最大程度上维护社会的和谐关系。

　　（四）因地制宜，构建实用性解纷机制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经济发展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鼓励和支持各地创立适合本地民俗风情的纠纷解决机制，当然，由于各地发展水平的良莠不齐，这里也包括允许各地司法机关和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司法素养存在一定的差异，毕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影响着人员的整体素质，不能拿一杆尺子量百样人。在实际操作中已有先例，在2005年10月26日厦门《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中结合了厦门市的具体情况明确了协商、调解、仲裁和行政处理等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地位、作用和诉讼之间的关系，该决定具有较为完善的系统性、包容性和可操作性。此决定在践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出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单单是司法机关的任务也是政府的责任。还有河南的“社会法庭”和“社会法官”制度。“社会法官”顾名思义并不是真正的法官，而是由村民自发选举产生的受大家信赖的人去运用公序良俗、伦理道德和村规村约等村民广为接受和支持的行为规范参与到纠纷解决的队伍中来。目前全省已经建立“社会法庭”1 897个，选聘“社会法官”16 120名，成功调处各类纠纷案件15 426件[9]。类似于厦门市的《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的公布和河南省的“社会法庭”“社会法官”制度的建立都是对各地区之间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探索。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和谐社会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系统 建构

　　一、社会和谐与纠纷解决机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此，“社会和谐”已明确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成为检验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①。“和谐”意味着安宁有序，是数千年积淀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当今普通百姓的最深层的内心诉求。和谐社会是以法治社会为基础的，是法治社会的升华。从字面上看，和谐社会似乎应当是没有纠纷的社会，但其实，纠纷是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的，只不过其存在的形式与范围有所区别而已。一般认为纠纷就是对秩序的背离，这其实也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辩证地看，纠纷也有它的积极一面，纠纷的解决是不断确认秩序的过程，特别是在社会迅速转型时期，秩序的生成与法律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依赖于主体之间的“博弈”，绝对地排除纠纷就不利于对秩序的把握。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总量在增加。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利益关系的调整，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由各种原因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而这些矛盾又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这些矛盾的根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以消除。惟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完善法律，改变不合理的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和谐的因素。既然现阶段纠纷的量产不可避免，那么，在纠纷产生之后，如何畅通纠纷解决渠道，通过纠纷的解决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就是我们一段时期内必须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民事纠纷的解决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机制。在现代法制社会中，诉讼是纠纷解决的法定方式，但绝不是惟一的方式。相对于通过诉讼得到判决，处于这一最后阶段之前的任何纠纷解决方式都可称之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下简称为“非诉讼”），即西方国家所谓ADR（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诉讼与非诉讼的共存与互补及相互间动态的运作调整机制构成了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系统。我国建国以来处理和化解民事纠纷的长期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综合应用，对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应当看到，当今众多社会矛盾都汇集到司法机关，而由于司法缺乏效率与独立性，难以发挥最终顺畅解决纠纷的关键作用，不得不将大量的纠纷推出法院，最终演化成社会矛盾。面对大量的社会冲突，能否建立起一个灵活、广泛、有效、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研究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构造及其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构具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纠纷解决机制的比较维度

　　（一）纠纷解决的形式与程序。纠纷解决方式的历史进化顺序应是从自力救济发展到社会救济再到公力救济。但诉讼一经出现，就以其强大的功能和广泛适用性成为了社会纠纷解决的主导方式，这是以其权威性、强制性为基础的，诉讼的严格程序性也能为其结果提供公正的保障。但这一方式也并非尽善尽美，基于诉讼的固有弊端，非诉讼总在诉讼的笼罩下不绝如缕。在现代法院的案件积压、程序迟延、费用高昂造成一般民众“接近司法”困难的形势下，能相对迅速、低廉、简便、高效地解决纠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趁机大势发展。并在弥补传统性非诉讼自身缺陷的基础上，发展形成较完备的现代型非诉讼系统。如在纠纷处理结果的效力上，传统型非诉讼多为无拘束力或非终局性的，但在现代，非诉讼的结果经过特定程序，如法院的确认或公证后，即可获得拘束力，这就形成了有拘束力或终局性的非诉讼；传统型非诉讼以当事人双方合意为基础，其启动具有非强制性，现代强制性非诉讼则根据法律规定或法院的决定，把非诉讼设定为解决某些类型的纠纷的前置条件。但非诉讼的“强制”仅限于参与的强制，而不是指当事人必须接受处理的结果，也不意味着剥夺当事人的诉权②。从总体上说，非诉讼在功能上与诉讼是分担而非前置、过滤的关系，当事人选择非诉讼往往是基于解决纠纷的成本和效率的考虑。如果非诉讼过多地向诉讼转轨则意味着纠纷解决资源的浪费。选择非诉讼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对诉讼的放弃。但从社会提供的制度选择来说，贯彻的是司法最终裁决原则，诉讼是纠纷解决的底线。诉讼与非诉讼并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并列的纠纷解决方式，多种方式其程序利益取向各不相同，表现形式亦有区别。从完全私力救济到社会救济再到公力救济，是一个强制性不断增加的过程，强制效力等级不同的方式共同组成了现代纠纷解决体系。诉讼是最具效力、最具强制力的方式，仲裁、调解、和解等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在强制性这一维度上依次显示出其顺序性。

　　（二）纠纷解决的依据与结果。诉讼是纠纷解决的法律方式，提供的是法律的标准答案。法律标准为当事人提供的是权利义务的统一规范化救济，而较少考虑其他的利益或价值的平衡问题。审判以案件客观事实为审查对象，较少关注纠纷主体之间的特定关系及纠纷的环境因素。这与因不同欲求、不同价值认识发生纠纷的当事人的要求必然发生磨擦。而非诉讼则不以制定法为惟一依据，综合考虑各种现实因素，纠纷解决方案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非诉讼允许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行为规范，如地方惯例、行业习惯等解决纠纷③，从而使处理纠纷的结果更能体现和包含当事人的合意，更利于保持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从这一方面来看，选择非诉讼就意味着对制定法的背离，当事人可能在非诉讼中合作规避制定法。但即使是在法律规避中，法律实际上也会以一种消极的方式隐性发挥着作用，即通过民间法隐性存在④。如果说对诉讼制度的选择是对法律的选择的话，对非诉讼的选择却多少隐含着对使用法律的放弃。纠纷的类型不同，要求解决方案亦不同。法律解决纠纷是以社会设置的同一价值标准去纠正当事人背离法律的纠纷认识，由此会抹杀存在差异的价值、观念⑤，实际上并不总是利于个案的和谐解决。在实际生活中，法律并不是调整主体之间关系的惟一规范，静态的制定法并不能总是理想地“将所有社会关系调整为法律关系”，社会生活中的法是一种“活法”。当纠纷发生并诉诸法院时，诉讼这种以法律为准绳的纠纷解决方式就暴露出其缺陷。作为解决纠纷的两种竞争性规范，国家法和民间规范的冲突是无法在短期内消除的现实，依据博弈论的分析，无论从解决纠纷还是从各自规制社会的有效性来看，两者之间都必须妥协、合作，以实现双赢⑥。笔者认为，现代我国民事纠纷大致可分为利益确认型和价值整合型，前者纠纷主体侧重应得利益的维护，以利益恢复为特征，宜于以“只问过去”的司法形式解决；后者纠纷主体侧重于改变既存利益状态，属“向前看”类型。由于该类纠纷追求的价值大多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当事人为了谋求这种“法外”价值获得承认，往往通过规避法律的多方交涉来解决，典型的表现形式是现代型纠纷。这种纠纷解决过程往往能显示出纠纷的积极机能，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逐步地改变当事人之间的原有社会关系，并通过裁决形成新的关系，甚至生成新的权利。解决方案所形成的价值判决可以融入社会价值体系，并作为社会制度的基本思想发挥着构建制度大厦的作用⑦。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法、竞争性规范、个人偏好、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社会评价共同构成了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决定人们法律态度的主要变量⑧，这个框架具有普适性。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结果的不同取向动态地说明了法律多元的结论。诉讼解决纠纷遵循的是法律的“标准答案”，仲裁、调解、和解方式遵循的标准则离法律越来越远，纠纷解决结果的自由度越来越大。

　　三、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构造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纠纷解决的形式强制性和结果自由度为纵横两维，得出一个纠纷解决方式的坐标。在这一坐标中，诉讼和非诉讼共同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纠纷解决体系，展示出一个开放性的协调互洽的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并存有利于维持一种“生态平衡”，以保持“物种”的多样性。从纵向上看，越是远离国家控制的方式，越容易生成，也越易得。国家对“自发”形成的纠纷解决方式进行的原则性规制是自上而下的，最先是“准司法”性质的仲裁，然后是民间性的调解，最难以法制化的则应是纯自治性的自由放任的和解。在横向上，其他“竞争性规范”总从最远离国家权力控制的地方逐渐侵蚀制定法的领地。为扩大自身机能，在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进程中，后来者总存在着试图吸纳、包容前者的倾向，如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已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势⑨，甚至最具强制力的诉讼也始终为庭外和解（撤诉制度）留下一线生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内在的价值取向就是其各自独特的“基因”，在特定社会特定时代，两种“基因”的嫁接可能生成一种更适合特定需求的新品种，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即是西方法制在我国本土化的过程中的产物。是诉讼（审判）与调解嫁接而生的我国特色方式，日本的调停及近年产生于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的“和解兼辩论”的程序也都是为了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适应社会需求，创制一种过渡性纠纷解决机制而采取的积极策略。

　　正如法律多元的普适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也是普遍存在于各社会形态和阶段的，只有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对纠纷解决提出独立的要求时，才给这种机能烙上时代的烙印。在“法制建设”初期，由于人们多强调法律的国家强制力背景，甚至夸大了法律解决纠纷的强制，创造了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的神话，这与纠纷的特质及其社会结构是不相符合的。和谐社会则基于主体和利益的多元化而更注重非诉讼的利用。但不容忽视的是非诉讼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否则人类历史的发展就不可能从非法律的调整方式向法律调整过渡，法制始终是我们社会的主流。非诉讼的广泛运用更多地反映出和谐社会对片面法治观的一种修正：对自主、自律和多元化的重新评价和推崇，以及主体对权利实现的成本效益问题的理性思考与选择。就如同产品供求关系，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依赖于“市场”的选择。作为法定纠纷解决方式，诉讼虽无法垄断纠纷的解决，但诉讼制度的设计却极大地牵动其他方式的地位和作用，正如同“国家定价”对“黑市”的冲击。要形成一个与特定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纠纷解决体系，国家的有意识的顺应形势的制度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根本上说，决定这一体系命运的将是社会的公共选择。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纠纷解决机制系统是功能闭合与对社会的认知开放的统一，强行规定各种方式的地位是以他组织的方式解决自组织的问题。

　　四、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

　　既然纠纷解决机制本身无法对社会纠纷总量施加影响，诉讼与非诉讼必然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互动互补的态势中。现代社会，诉讼制度所面临的压力和所存在的弊端在各国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主要体现在案件剧增、积案严重；诉讼拖延、程序复杂、费用高昂。我国近年案件数量激增不仅使基层法院因超负荷运转而不堪重负，而且在客观上滋生久审不决、久拖不执、积案居高不下和审判质量下降等“诉讼爆炸”综合症，进而影响到法院的司法信用和审判的公信力。传统法制观念下漠视法院外纠纷解决制度建设、由国家高度垄断纠纷解决权的直接后果是：法院门庭若市、积案居高不下，而仲裁机关机构闲置、门可罗雀，民间调解更是防线瘫痪、半死不活；司法改革表面上如火如荼，实际上却步履维艰。可喜的是，我国理论及司法界也开始对诉讼总量高速增长背后隐藏的危机进行深刻反思，并意识到建构一个完整的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重要性。建构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必须从宏观入手，对纠纷解决机制系统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必须继续深化司法改革，认真清理我国司法组织及诉讼制度的弊端。但应注意的是诉讼制度的改革必须保持诉讼的基本特性，否则难免走向程序异化；另一方面，必须大力推进非诉讼的建设也即ADR的法制化，将ADR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对其程序和原则作出最基本的法律规制，使其能与诉讼制度更好地协调互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时期，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与立法的相对滞后决定了诉讼的司法功能障碍，要扩大纠纷解决渠道，非诉讼在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系统中的角色扩张将是可以预见的趋势。当前，将那些本可通过调解机制处理的民间纠纷分流解决于司法机制之外，无论对缓冲和减轻当前法院案件承受之重，还是对维护和提升审判质量、司法权威乃至国家整个法治建设水平，都可谓至关重要。其实，司法只能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掌握的是纠纷的最终解决权而不是最先解决权；要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威，必须在自己周边设置一道道社会防线，通过激励机制尽可能地引导当事人将那些简单细小的争议通过非诉讼的途径去解决。使调解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筑的维护社会稳定的防线可以与诉讼形成层级递进、功能互补关系，而且可以纠正诉讼本身的弊端，并在纠纷解决中发挥自己独特的功能。伴随着观念上的改变，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出现了新的动向，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在共同推进中国的非诉讼实践方面已经采取了若干重大举措，力图将我国传统的以人民调解为主的非诉讼进行现代化的转型，使其融入到世界性的ADR建设的潮流之中，使其在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中扮演新的重要角色。构筑以人民调解、仲裁解决为基础，以司法解决为保障的诉讼内外纠纷解决系统的工程已经拉开序幕。这必将对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纠纷的顺利解决，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注 释：

　　①青连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抓住几个着力点［J］科学社会主义，2004(5)

　　②③{10}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56、41、64

　　④⑥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48、65

　　⑤⑦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3、32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范文第4篇

　　第一:与土地的关系密切。与传统的民间纠纷相比，城镇化建设中的民间纠纷大都与土地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以土地为核心，土地流转，房屋拆迁补偿等。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如今农村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更是承载着一种社会保障的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安定有序的生活秩序受到了冲击。第二:调解难度加大，内容复杂且易激化。由于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原有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产生的纠纷大都涉及到人们的根本利益，以调解为主的纠纷解决方式已不能有效的化解纠纷双方主体之间的矛盾。同时，农村民间纠纷所涉及到的社会关系日趋复杂，这些纠纷一旦解决不好，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如，集体上访等，有的甚至酿成刑事案件。第三:纠纷牵涉的主体多元化。以往的纠纷的主体大都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纠纷。但现在的纠纷主体的另一方往往涉及到村干部，企事业单位，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纠纷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而且大都与政府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民间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以调解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有待提高

　　农村的实践表明，现有的以调解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有效的。但是，随着城镇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农村纠纷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其一，农村纠纷调解组织不健全，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其二，调解人员素质不高，调解制度不规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同时，专职调解人员的比例相对较低。

　　(二)法律援助制度不健全

　　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文明程度。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却发展缓慢，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法律援助更是不为广大群众所熟知。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不能满足社会对其的需求，且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援助工作宣传力度不够，而且存在方向性的错误，在收入水平较高，信息接受渠道较广泛的城市地区宣传的较为到位，在经济收入较少，信息来源较为闭塞的广大农村地区却较为糟糕。第二，法律援助标准不符合实际。经济困难是申请获得法律援助的基本条件之一。经济困难的标准主要适用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来衡量，这样的标准不符合实际，致使许多经济收入徘徊在最低生活保障线边缘的群众得不到援助。第三，法律援助经费不足。援助经费是实行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物质保障。没有充足的援助经费做后盾，法律援助制度设立的目的就很难实现。

　　(三)相互衔接的系统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

　　我国现阶段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多种，但是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处于一种松散的状态，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结果大都得不到法律的认可。此外，纠纷解决的法律适用依据相互之间存在矛盾，司法程序不够严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效率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很难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日趋增多的民间纠纷对有限的法律资源的需求。

　　三、建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设想

　　(一)进一步完善以调解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

　　调解是目前农村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要逐渐使调解的制度规范化，调解人员的专业化，要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村纠纷大都涉及到人们的核心利益，要逐渐转变以前的“能人”调解的方式，要对调解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调解解决纠纷的能力，提高调解的质量和效率。同时，还可以积极探索建立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各种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制，充分发挥各种调解的优势，彻底化解纠纷。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使其更加规范化，调解人员更加专业化。

　　(二)健全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首先，加强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广泛，加强法制宣传的力度，要充分利用电子刊物、网络等新兴传播媒介，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法律援助，尤其是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要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们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援助标准。法律援助的标准应更加科学，实际。我们应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同时，也可以在广大农村地区放宽适用法律援助的条件，让更多的群众能够得到法律的援助。最后，建立法律援助资金保障制度，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惠民工程，国家应考虑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专门用于支持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三)建构相互衔接的系统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首先，要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保证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化，规范化，克服以往的随意性，无序性。要制定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则体系，逐步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规范化，保证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不偏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最低要求。其次，要确保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相互衔接，完善对司法救济以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处理结果的确认制度。例如，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就有效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有效衔接。最后，要建立和完善合理的纠纷分流机制。因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村民间纠纷数量激增，而且，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又有各自的独特优势。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套既能合理分流，又能相互衔接的纠纷分流机制。第一，要科学划分各类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实现纠纷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如仲裁具有专业性，诉讼则具有强制性等，要发挥其各自的优势。第二，在制度规范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各种民间组织，行业组织，协会的纠纷自我调处机制，并且赋予其一定的法律约束力;第三，要建立诉讼机制内的分流机制，如建立纠纷处理方式甄别机制，诉前辅导制度等机制，促进各类纠纷的分流。

　　四、结语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矛盾纠纷 多元化 解决机制

　　正在迈向化的，在突飞猛进的奇迹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地上升，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不仅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发散性。认真研究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对于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和类型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正面临关键的临界点，社会矛盾众多，各类纠纷频发。这些矛盾纠纷具有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复合化、调处疑难化、矛盾易激化等特点，具体类型主要有：（1）涉及城市居民和群众的优抚安置、社会救济、婚姻登记、婚姻中介、殡葬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2）涉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劳务市场管理、劳动争议、工伤等方面的矛盾纠纷；（3）农村经济政策、经营和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4）有关土地的征用和划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土地有偿转让、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以及反映滥占滥用耕地等方面的矛盾纠纷；（5）城乡建设规划、城镇管理、以及拆迁补偿和安置等方面的矛盾纠纷；（6）城乡环境保护方面的矛盾纠纷；（7）运输、公路、桥梁、航道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8）消费者权益、商品质量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城乡市场监督和管理、查处违法经营、个体工商户的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9）医疗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0）计划生育方面的矛盾纠纷；（11）涉及改制、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2）涉及群体性上访的矛盾纠纷；（13）涉及到家庭、邻里、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以及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群体性械斗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4）涉及到其他有关部门的矛盾纠纷。这些类型，多数属于新型纠纷，其中，因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安置、干群关系、劳资关系、涉农等引发的纠纷尤为突出，这类新型纠纷较之于传统纠纷，起因复杂，涉及面广，一般呈群体性规模，处置难度大，对社会稳定产生的不良也更大。

　　二、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西部的差距、城乡差距、各阶层的差距明显拉大，虽然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改变了“均贫”的状态。但是，由于并没有达到“均富”，导致“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由心理失衡而导致行为失控。个别地方因“仇官仇富心理”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深刻的启示和警示。

　　第二、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了社会纠纷的剧增。随着原有的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单位之间、行业之间、家庭之间、社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差距与矛盾日益突出，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同时，多元化利益带来的冲突加上因制度未有效确立而产生的混乱与无序，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纠纷，如土地承包权纠纷、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纠纷、劳资纠纷、消费纠纷、医疗纠纷等。

　　第三、市场机制不成熟，新旧体制产生巨大摩擦，社会控制系统不够完善并明显脱节，原有的管理体系力不从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失范，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引发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

　　第四、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型共同体正在生成。以价值、观念共同为特征的传统社会正在向利益共同的经济共同体转变。村办企业的兴起，农民为参与市场的需要自愿组织的各种生产、销售、技术性协会正在生长、发育，这是经济共同体在乡村社会发育的征兆。另一方面，农民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城市流动。1与此同时这些农民又未被城市接纳，造成他们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权利一旦受损害，往往诉诸暴力或其他类型的自力救济。

　　因此，基于特定的时期，我国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类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信访数量同样快速增长。2 当自发的、零散的、轻微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时，将可能转化成自觉的、有组织的、严重的群体性对抗，使矛盾摩擦上升为矛盾冲突，烈度与强度不断地增强，引发更大范围、更加激烈的冲突。为此，尽快建立一种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紧迫而必要的。

　　三、纠纷解决的现实困境

　　（一）“诉讼爆炸”之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表明，案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附带产品，在我国，诉讼发展高潮同样成为现代化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且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结果是一方面是法院案件大量积压， 另一方面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如仲裁机构门前冷落，民间调解更是日渐弱化。

　　（二）人民调解制度的局限性。人民调解在走向规范化、法制化之际，尽管其正当性和效力有所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在纠纷解决方面的社会作用，但是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矛盾冲突方面的作用却可能非常有限1，近年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呈现急剧下降的态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人民调解对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解决具有重要作用，但对解决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显得无能为力；第二，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重视发挥行政的力量和作用2；第三，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和行政性不可能统一在一起；第四，要转变观念，开阔视野，借鉴西方国家ADR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方式除以法院判决和法院调解为主的诉讼解决方式外，诉讼外解决方式包括仲裁、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行政机关的纠纷处理机制、交通事故处理机制、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以及民间组织调解，还包括极富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3.它们共同组成当代中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但由于存在各自为政、适用依据不一、机构组成人员素质不高、规范和程序过于随意以及缺乏当事人信任等问题，总体看，现行的纠纷解决体系解纠效力不高，结构、布局不合理，有时法院不愿或不屑配合。过于倚重诉讼解决纠纷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有些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取向、机构设置、程序运作与现代ADR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灵活等价值目标相去甚远，有的甚至是南辕北辙；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发展不平衡，有的规范化、组织化程度较高，在实践中作用突出（如人民调解制度），有的则形同虚设；尤其是适应现代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专业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缓慢，消费者纠纷和医疗事故纠纷以及知识产权纠纷、保险索赔等解决机制要么运作不畅，要么付之阙如。在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当ADR已汇合成一个势不可挡的国际性潮流时，我们不应该还在为争取ADR在解纷体系中的正当性地位争论不休。曾经有过的许多尝试，如不少地方或行业成立的“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山东陵县的“司法调解中心”，江苏南京、南通等地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浙江嘉兴市在所有乡镇街道建立的“综治司法信访联动中心”等，都有其合理的成分，需要从更高的视野加以审视、、提高和升华，以建立符合时展要求的、经得起理论、法律和实践检验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四）纠纷解决的领导方式亟待转变。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问题上，现在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领导方式，即：成立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层层召开高规格大规模的会议、层层下达文件、提出一些口号、规定一些考评标准、不间断地进行检查督办，结果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收效甚微。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两个：一是形成了领导方式的习惯定势，即人治的思维难以改变；二是缺乏求真务实的精神，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大张旗鼓的检查督办代替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看似领导重视，实则工作在上层空转。这种空泛化、运动式的领导亟待改变。改变执政方式，使各类纠纷的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由救火式、突击式、运动式转变为化、经常化和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迫在眉睫。

　　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思考

　　积极探索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多样化、合理化机制，既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成熟法治社会的标志。在当代中国，探索和研究，构建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用法规的形式规范矛盾纠纷解决的方式渠道、工作机制、政府责任等，形成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格局，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一）确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性思维

　　虽然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协商和解、调解、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但并没有形成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有效机制。作为一种机制，要靠制度来保障，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在纠纷解决机制重整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纠纷解决权优化配置这一重要课题，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解决权（实际上一直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逐步地向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围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作为纠纷解决的最终和最高机构，国家所要掌握的应当是最终解决权而不是最先解决权，这应成为纠纷解决机制整体重构过程中的基本原则。

　　（二）积极推动立法，使各类纠纷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

　　我国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中，各地积极探索，创造了很多纠纷解决办法，但依据、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了纠纷解决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这就迫切需要从上进行提高，并把正确的做法和经验转变为规则，加以法制化。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节约司法资源、缓解社会的压力，盛行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DR），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务操作，美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都分别制定了规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纠纷解决法，从而对传统法学和纠纷解决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当今的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在我国，就纠纷解决，立什么法、怎样立法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我国对于《人民调解法》立法的呼声颇高，也有一些地方考虑就调解进行地方性立法，我们认为，调解是否需要再单独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调解”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制度，“调解”本身也是个法律概念，它有一整套原则和规则，但现在有不少人、甚至是相当一级的领导和机关却把“调解”理解为一般的协调解决的意思，认为人民调解可以统揽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调解可以包医社会矛盾纠纷的百病，因此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别出心裁地搞出新的运行机制，规定一些不切实际的量化标准。比如：司法部的部颁规章中明确规定，民间调解只适用于“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并且规定两类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其实现在很多纠纷，并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涉及权利义务争议的纠纷，而对这些不适合调解的纠纷，实际上我们已经创造和积累了信访等解决途径，但许多人却视而不见，片面夸大调解的功能，这对纠纷解决是有害而无益的。

　　如果单纯就“调解”进行立法，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值得斟酌：一是调解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虽然关于调解的规则和规范是分散在各个法律法规中，确实没有一个系统的法律来规范，但规则是清楚的，在实践中没有不明确的问题，再搞一个系统的立法，似乎没有太大的实践上的意义；二是司法部在2002年的规章中，对人民调解有突破法律规定的地方，主要是在镇、街一级设立调委会，调解委员采用聘任的方式，这就突破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同时还涉及到行政许可的问题，虽然我们在人民调解的实践中完全可以这样去做，但一涉及到立法，显然是一个障碍。因而，就调解立法，突破现有的法律难于操作，不突破现有法律则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没有多大实践上的意义。

　　实际上，矛盾纠纷解决方式是多元化的，举其要者就有司法、仲裁、沟通、协调、协商、调解等，而且这些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都有所实践并积累了经验。现在的关键是，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以规则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有效地处理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我们主张就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立法，第一步可以先进行地方性立法，待条件成熟后再实施国家立法，总体的思路是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创制我国的《纠纷解决法》或分别单行立法。立法总的指导思想是要进一步突出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功能，突出民本思想和社会自治精神，强调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司法的衔接。

　　（三）建立和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以及社会主体表现出来的法律意识，对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不同的社会由于制度设计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体现出的选择偏好和类型会有很大的差异，如西方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通常被视为“审判中心型”，而东方社会的解纷机制一向以“调解中心型”著称。社会条件对于纠纷解决机制选择的影响，说明不同社会、不同主体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往往是不同的，而决定这种选择的因素常常是综合的，多主面的。这正好表明，法律解决（诉讼）未必是唯一适当和必须采用的方式，与法律同时必然存在着其他社会调整机制的作用。这里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社会充满着复杂的冲突，其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的手段、方式也应是多样的。这就需要社会提供能合理分流和有效解决各种纠纷的路径，并能促进各路径协调与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总的要着眼于“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要求，健全和完善预测预警机制、排查调处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责任追究机制， “正确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 1.基于此，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突出如下思路2：第一，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建立科学的纠纷分流制度为前提。首先，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体系。要搭建对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协调的平台，同时建立一整套长效的纠纷协调程序，以克服协调中的随意性与临时性，增强科学性、规范性及透明度；要积极与培育科学的行政调解机制和民间组织、行业组织的纠纷调处机制；要制定非诉讼纠纷解决规则体系，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的逐步规范化，保证不偏出最低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要求。其次，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纠纷分流机制。总的原则是要能够提供多种多样、形式各异的纠纷解决路径供当事人选择。第二，纠纷解决机制应以最大限度地回应社会与民众对纠纷解决路径的不同需求为出发点。第三，纠纷解决机制应始终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平衡的动态体系。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实践中凸显出许多内生的矛盾，而裁判型与调解型的弊端分立这些矛盾的两端。这就要求纠纷解决机制要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进行不断的选择与平衡，以克服单一纠纷解决方式的缺陷，同时发挥其优点。第四，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尊重前端解决结果为基点，同时注重诉讼程序监督功能的有效发挥。第五，采取措施，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理性的纠纷解决观念 .

　　（四）建立实践平台积极探索纠纷解决新模式

　　理论的探索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稳定社会，当务之急是在操作层面上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实际效用。我们认为，成型的纠纷解决机制要达到以下目标要求：（1）要建立健全组织，力求在第一时间掌握社会矛盾纠纷动态，以便抓“早”抓“小”，及时化解社会矛盾。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一是整合现有综治、信访资源，在镇、街一级设立“纠纷解决服务中心”，给群众提供一个便民利民的服务窗口；二是在村（居）、社区建立组织网络，及时将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向“中心”报送。（2）“中心”要对矛盾纠纷集中梳理，实现归口管理。“中心”要对掌握的矛盾纠纷逐件进行，按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确定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和相关的责任主体，归口处理。涉及到区、市相关部门的，要通过上级综治机构实现归口处理。考虑到“中心”办事人员的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在初始阶段，可在“中心”提出意见的基础上，由镇、街党委、政府分管领导或由其牵头的议事小组最终确定如何归口处理的问题。（3）要依法办理和限期处理。归口处理后，相关组织和部门，要按照相关纠纷解决方式的要求和规定的完成时限，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中心”或综治机构。（4）要搞好信息的收集、整理、上报和分析利用。各级综治机构对本辖区社会矛盾动态要及时掌握，包括办结的、待办的、督办的，各类纠纷的数据统计，每件纠纷及解决的具体情况（各层级要求不同应有所区别）。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上下联网，实现信息的网络合成和查索。为了达到各级综治机构对本辖区情况的切实掌握，要规定严格的表报和要事“一事一报”制度。各级要定期分析情况，使对工作的指导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5）要加强领导。各级综治机构的统一组织协调和督办，对具体矛盾纠纷的解决，要件件有着落，项项抓落实；适时召开会议，总结情况，分析倾向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综治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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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范愉。《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学海》，2003年第1期。

　　[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3]谢圣华、何良彬、谌 辉。《向和谐与公正：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人民法院报》网站2005年4月15日。

　　＊ 原厦门市司法局局长。

　　＊＊ 厦门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1 据国家公布的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6.09％，居住在乡村的占63.91％，同199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9.86个百分点。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城镇化水平发展极其迅速，已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

　　2 以信访为例，信访通常是普通老百姓因为利益受到伤害，或人际矛盾与社会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但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解决问题的一种表现。1978年至1982年，全国法院处理民事申诉来信39800件，接待民事申诉来访43900人次，两者相加共83700件（人）次。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4224万件（人）次，上升了近500倍。这一数据是惊人的。如此大规模信访，表明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基层）蕴藏、积压着大量人际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是社会结构基础层面不够稳定、不够和谐的信号。

　　1 范愉：《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载《学海》2003年第1期。

　　2 资料显示，仅2004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的一个月时间，厦门市市长专线电话市民投诉较多的项目有：市政城建322件，劳动人事240件，环保问题196件，公安189件，土房规划174件，工交财贸92件，教科文卫72件，共1285件（摘自《市长专线电话》总第10期），按此推算每年就有16000件，远远大于2004年人民调解5000多件的数字。

　　3严格地说，信访制度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然而从它在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却在我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