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后，法律服务市场的“新蛋糕”

四中全会后，法律服务市场的“新蛋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决定公布后，无疑会对司法环境产生变革性的影响。而对律师界，或许在关心众多利好消息之外，也会关心某些现实性的问题。四中全会之后，法律服务市场将出现哪些变化？又有哪些细分领域可供律界同行发挥专业优势？

蛋糕做大：制度化的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市场

严格来讲，四中全会提出的“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并非新制度。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早已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四中全会之前，不少省、地市级政府都建立了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及配套的资金管理和招投标制度。2009年，广州市首开制度化政府常年法律顾问之先河，出台了首个政府部门聘请常年法律顾问规定《广州市政府部门聘请常年法律顾问试行办法》。仍以广州市为例，2013年广府聘请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参与政府法律顾问事务共300人次，涉及标的总金额约23.22亿元。

在四中全会的影响下，走向正规化、制度化、深度化的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市场有了深耕细作的空间。一方面，目前实行政府常年法律顾问制度的主要是省级及部分地市级政府，市、县两级政府的法律服务市场大多数仍处于空白地带；另一方面，法律顾问制度由柔转刚，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随意性有了很大的规制，常年法律顾问制相信将成为常态化。

更重要的是，四中全会决定强调了“法律顾问在决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不难想象，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的深度和产品细分都将有长足的发展。从现有的提供法律援助、咨询，再到处理政府民商事纠纷，处理群众性纠纷，乃至囊括政府重大决策的前期法律论证，如征地、拆迁听证等，律师能提供的法律服务产品相信会愈来愈多。

蛋糕做多：诉访分离后的申诉法律服务市场

本次四中全会还提出“实行诉访分离……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的申诉，逐步实行由律师代理”。《律师法》第28条允许律师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申诉，但是，司法实务中并不乏监狱拒绝代理申诉的律师会见等实践障碍。缺乏程序保障，为了规避职业风险，成熟、规范的律师事务所和执业律师亦多不愿意从事申诉代理。

事实上，申诉代理业务有高端的疑难复杂案件、也会有“贴地气”的、多样化的中端法律服务需求，理应营造一个完整的法律服务市场。民事诉讼法对再审制度的修改和“再审直通车”的引入，就曾刺激了诉讼法律服务市场的细分与增长。“申诉逐步实行由律师代理制度”的改革构想之后会有怎样的制度建设跟进，会否成为法律服务市场的新的成熟领域，都值得律师们期待。

蛋糕细分：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发展趋势

2002年，司法部就曾下发过关于“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试点文件，但其改革的成效多遭非议，公职律师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律师所取代。而公司律师，与企业法务的定位界限模糊不清。四中全会重新提出“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公职律师，企业可设立公司律师”、“理顺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管理体制机制”，是重新理顺法律服务市场的尝试。今年8月，国务院取消了企业法律顾问的职业资格认定，正是四中全会精神的前奏。

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是否会成为律师业新的业务领域增长点，取决于配套的制度保障。例如，2014年1月，广东省司法厅曾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公职公司律师试点工作的通知》，只有“省内注册成立和中央驻粤大中型国企、大型知名民营、外资企业”才能开展公司律师试点，而管理规范的企业，却多愿意外聘成熟的律师事务所，公司律师的独特优势没有显现。

如果未来的试点在制度上明确“两公”律师相较于社会律师的独特定位，辅以明确“两公”律师与社会律师的流动转化，相信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会成为律师法律服务市场真正的“新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