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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与今日：许知远的日本行纪李小牧再出发：从日本「性事家」到华裔政治家「最日本」游玩攻略：在旅途中读懂日本文化与艺术

　　最近在读一本书，《东京贫困女子》里面有一则日本泡沫经济前后，一名毕业于顶尖私立大学的高级官僚妻子的故事，令人唏嘘。

　　曾经以为，拥有顶尖学历、有工作经验、一技之长，掌握了这个世界游戏的通关法则，再怎么样都不会沦落至贫困，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我承认我以前对经济泡沫一无所知。

　　以下原文：

　　植草女士今年55岁，毕业于东京顶尖私立大学，是一个高级官僚的前妻，目前住在一条类似平民街区的商店街，在商店街一角有一家小补习班，那是栋很老的木制建筑，穿过教室，我们爬上了一架梯子，发现就在补习班的屋顶上面，竟有一块面积大约9平方米的空间。植草女士说自己现在就住在这儿。她住的，竟是像杂物间一样的地方。

　　虽然收拾得很整洁，但地方太狭小了，根本就不是用来住人的空间。高度只有160厘米左右，勉强只够一个女性站直，空间随着屋顶的形状倾斜，有一扇很小的窗户，能让房间的一角照进一点点阳光。如果植草女士是个男性，恐怕就得成为街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了。

　　植草女士看上去极为疲惫，但从她的举止和措辞中，还能感觉出她的好出身和好品性。今年1月以前，她一直是一边在商务酒店做夜勤，一边在寄住的这家补习班帮忙。夜勤给她的工资接近最低工资水平，一趟班从晚上10点干到早上8点，日薪只有1万日元左右。每周上3天班就是12万日元左右。另一边的补习班因为自己是借住在这儿，所以负责的是给缺勤的学生讲师代课和打扫卫生。平均下来一个月能拿7万日元左右。

　　但是，3个月前，商务酒店那边要求她辞职，让她失去了主要的工作。对方的理由是有一个年轻的女性可以代替她的职位了。

　　植草女士现在的收入只有7万日元。这点钱太少了，她陷入了绝境，就连每个月的电费都无法在期限内付清了

　　如果不付电费，供电就会立刻停止。没有电，这个屋顶上的阁楼就是一片漆黑。小窗户只有那一个，屋子里真的照不到光。人待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精神状态会变得异常。

　　自从商务酒店逼我辞了职，我连买食物的钱都不够。但是不吃饭人就活不下去，所以我会趁关门前跑进超市去买打折的食材，1天就买1顿的量。我用罐装液化气煮些便宜的蔬菜充饥，这样才勉强能活着。

　　就算不用付房租，这样的收入也远不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一旦供电被停掉，她就只能在一个近乎全黑、没有冷暖气的阁楼里度过数日。而且这阁楼还透风。到了冬天，人真的会被冻僵，只能裹着毛毯一边发抖一边等待天明。上一次被断电的时候，植草女士感受到了生命危机，想着无论如何，自己必须尽快找到工作。

　　原本身处富裕阶层，曾是高级官僚妻子的植草女士，有着十分漂亮的履历，毕业于都内的一流名牌大学，在一家上市企业谋得了一份综合类职务的工作，结婚后，因为身为高级官僚的丈夫要去海外赴任才辞去了工作。她还考过了英检1级。

　　植草女士的前夫是外务省的高级官僚，她的家庭原本是超越一般家庭、进入了富裕阶层的。离婚前，他们的家庭年收入超过2000万日元，前夫长期在海外任职。在植草女士的房间里摆着一些20年前，一家人还很幸福时的照片。虽然纸质的照片都有些褪色了，但从上面可以看出印着30多岁的植草女士，或着洋装或着和服，妆容精致，穿戴华丽。当时，他们家几乎每周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派对。

　　刚开始，我本希望能找一个可以发挥自己英语特长的工作。但是，这样的工作根本就没有。其实从很早以前，我就已经放弃了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了，所以我也去酒店里做日勤和夜勤。附近超市的收银员，便利店的夜勤，总之只要能工作，让我做什么都行。然而他们全都拒绝了我。真的是所有的工作都不录用我，除了年龄我想不出别的原因。

　　只因为是一个55岁的女性，植草女士应征的所有工作都拒绝了她。

　　1961年出生的人，自然是属于最为幸运的那一代。他们在经济高度发展期度过学生时代，于泡沫经济时期就职进入社会。当时日本是世界前列的技术大国，也是发达国家，学生时代就是年轻人的乐园，讴歌青春的时髦偶像剧在屏幕里闪闪发光，只要成功就职，企业会教你如何工作，并终身雇用。

　　我小时候，是真的被宠坏了。当时是泡沫经济时期，我父亲在大企业里工作，很有钱。我说想要台钢琴，第二天家里就能多一台钢琴。上大学的时候也是父亲告诉我说“有一所大学特别适合你”，我就去考了。

　　植草女士和前夫是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上学的时候，俩人便开始交往了。毕业后，植草女士在一家外资上市企业工作，而她的前夫则通过了国家公务员第一类考试，成为中央官厅的高级官僚。他们结了婚，植草女士28岁时生下了长女，32岁时生下了长子。后来，前夫被调往海外任职，她便辞去了工作。

　　在国外房租很贵，一个月要80万日元左右。但是海外的工作不仅包房租，还有高额的补贴，我们家的年收入应该有2000万～2500万日元。我们的夫妻关系出现裂痕，是从我母亲患癌症开始的。那时候我常在日本和前夫的赴任地之间往返，即使家庭关系开始出现问题，我也把照顾母亲摆在了优先的位置。因此，前夫的心渐渐地离我越来越远了。

　　所有的钱都是前夫出的。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会关心地问一句“手术怎么样了？”。后来渐渐地，他开始劝我“差不多该回来了吧”。那时候，我盲目地想着尽可能地为母亲做力所能及的一切，所以花了很多钱，尝试了一切所谓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我仗着丈夫的理解和宽容，在母亲的治疗上投入了太多，将自己的家庭放在了第二位，最终，我等来了前夫的一句“我想和你离婚”。离婚的时候，我40岁。

　　长女随着父亲留在了海外，长子则跟着植草女士回了国，开始在日本生活。于是，植草女士带着孩子，在日本过起了单身母亲的生活。

　　我之前就职的公司社长人很不错，他同意我继续回去上班。但是，我回到公司，发现状况和以前大不一样了。长时间劳动是常态，从早上一直工作到末班车时间是家常便饭。我努力撑了两年，儿子总是问我“你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我永远是一个人？”，于是我辞了职。毕竟当时公司的氛围，并不允许我考虑我个人的家庭。

　　在升学考试的战争中胜出，从一流大学毕业，作为一个社会人，也用擅长的英语作为武器留下了不俗的成果，有赴海外的经历，也自信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因此，丈夫提出离婚时，植草女士认为，凭自己一人之力也足以抚养长子成人。在被社会排挤，四处碰壁之前，她从未感到一丝不安。

　　她在东京租了一间房租8万日元的房子，开始和长子一同生活。工资到手26万日元左右，每月另有4.2万日元的儿童抚养补贴，前夫还会寄来7万日元的抚养费。刚开始，她并没有遇到任何经济上的困难。然而，她辞职了。那之后，生活变得艰难起来，她开始陷入贫困了。

　　40岁以后，正式聘用的工作就完全找不到了。能用到英语的工作，就只有补习班。于是我开始做讲师，年收入降到了原来的1/3，生活费开始不够用了。那时，我经常因为交不起小学的伙食费而被学校叫去，房租也经常不能按时交。我从小没经历过贫困的生活，第一次知道没钱的生活是什么样，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补习班讲课，一个课时只能拿1500日元。即使很努力工作，一个月也就只有10万上下，每个月，日常生活都缺个好几万。

　　因为交不起租金，之前的房东把我们赶出来了。我能依靠的人只剩下我妹妹，于是大儿子读初中二年级那年，我们投靠了妹妹夫妇。妹妹的家是一栋房租15万日元的独栋，我们两家开始共同生活，我负担5万日元的房租，伙食费什么的看情况算。有一段时间，我们彼此相安无事，过得很平静。可后来，大儿子从公立高中落榜，读了一所私立高中，而同一时期，前夫也说“我回日本后收入减少了，所以想减少抚养费”。于是，家里的经济变得越发捉襟见肘。

　　私立高中的学费是每月4万日元，加上其他费用第一年就花了100万日元。抚养费从7万减到4万，而且一段时间之后，前夫就不再打钱过来了。自从长子上了私立高中，植草女士开始实实在在地为生活费忧心起来。入学金靠卖海外生活时买的名牌包和母亲留下的宝石总算是交上了。然而那之后，悲剧发生了。

　　我遇上非法盗刷信用卡的诈骗，背上了债务。那之后我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了，每个月还要向妹妹借好几万日元。结果，我和最后能依靠的妹妹之间关系开始恶化。最后，我们没法再一起生活了，大儿子一毕业，我们母子就被赶了出来。

　　长子靠借贷助学金，考去了地方的私立大学，目前在读，靠全额的助学金和打工自立。而被留下的植草女士，则去和原来做讲师时认识的补习班经营者倾诉了自己困难的处境，于是对方给她提供了一个原来用来堆放杂物的屋顶阁楼。这一切，都发生在三年半之前。

　　长子上大学后成绩很糟。植草女士提醒他注意自己糟糕的成绩，没承想被儿子甩了一句“以后，别再管我的事了！”，随后断绝了关系。那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她和长子再没见过面。他的地址、电话号码，植草女士全都不知道了。时隔多年，她和回到日本的女儿也见了一面，却因为弟弟的事情吵了一架，女儿说了一句“我没当你是母亲”，俩人不欢而散。

　　家人，事业，全都离开了她。植草女士不只是无家可归、经济窘迫，还十分孤独。

　　正式聘用的工作，植草女士已经放弃了。哪怕是最低工资也行，她想要工作。她的愿望真的仅此而已。然而，直到现在，她也一直被兼职工作的岗位拒绝着。就在前天，植草女士又收到了一家家庭餐厅的不录用通知，她是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生存下去了。

　　补习班的工作算是包住宿的，做的也都是帮讲师代课和清扫的工作，比较方便。我要是搬出去住，可能补习班的工作也会丢掉。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努力学习，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进入社会之后，我也努力奋斗过。可现在，我却落得这样的下场。日本对曾做过专职主妇的女性还有单亲家庭，都太严苛了，连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还不给我们机会。

　　在这个平民街区里，有不少看护机构。不管哪一家，都因为人手严重不足，工作十分混乱。虽然觉得向一位高学历的女士推荐看护职业并不合适，但最终我还是对她说：“你可以去附近的几家看护机构问问，即使没有职业资格和相关经验，说不定也会聘用你。”

　　几天后，她联络了我，说是去面试的第一家看护机构就立刻聘用了她。我只不过是和她说了一句，看护行业人手紧缺，但她接连谢了我好几次。

　　植草女士在做了专职主妇之后，就无法再回归社会了。后来，她被社会和家人两方面排挤，落入了无家可归的境地。

　　即使受过高等教育，一个女性只要做了家庭主妇，社会就不会再给予她发挥自己能力和价值的机会了吗？不仅是工作，一旦被丈夫要求离婚，其结果就是，她会失去工作同时失去家人。我看着她们，就仿佛看见明天的自己，不禁感觉脊背发凉。

　　女性组建家庭后，如果为了抚养孩子而离开了职业道路，之后就连养活自己的雇用机会都得不到的话，那现在的社会，女性一旦生了孩子，就什么都没了。谁也不愿意背负植草女士一样的绝望。不愿意生育的女性增加，少子化进一步加剧也是必然的。

　　双亲去世，与家人绝缘，如今，能够给予植草女士帮助的人，一个也没有了。这现实太残酷了。虽然她本人已然放弃一切，陷入了绝望之中，但我还是希望，她不会选择死亡。

　　评论区觉得植草女士的悲剧是个人原因，个人原因肯定是有的，但看完整本书以后，我更加倾向于大环境和社会制度造成的。

　　书中的故事不止植草女士一人，还有希望能过上普通的生活，所以想好好读书，抱着如此平凡愿望的女大学生，却背负着名为助学金的贷款而出卖自己的身体的故事：

　　日本大学生助学金制度把学生逼入绝境，山田女士大学4年的助学金，加上利息，助学金的偿还总额竟高达600万日元。她得还到40多岁才能还清。毕业后内定的那家公司的初始工资是每月19万日元左右。扣去税金和社会保险金等，算算到手的金额，要还600万日元的贷款根本就不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她被一个制片公司发掘，做成人影片女优。做这一行至少可以赚到助学贷款这600万的一半，山田女士用做女优赚到的钱还了300万，原本要到47岁才能还完的贷款，可以提前到32岁还完了。

　　有单身的女性，只能选择非正式的劳动雇用形式。要么穷到什么都买不起，要么就只有去征集干爹，或染指风俗业从男人手上获得再分配才能维持生活的故事。

　　日本虽然有终身雇佣制度，如果一毕业没有获得正式工作，以后很难有机会成为正式 员工，只能跟中介签定劳务派遣合同，与正式没有实现同工同酬，（这一点跟CN是不是似曾相识？）有数据显示：在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中，抑郁症是最多的。患病人数从1999年的44.1万人，激增到2014年的111.6万人（厚生劳动省调查数据）。这一患病人数猛增的时期，刚好和致使雇用关系变得不稳定的《劳动者派遣法》修订的时期重合了。

　　有单身母亲因为生活的苦难而罹患精神疾病，只能依靠最低生活保障，然而维系全国人民生存的社会保障事业却在不断缩小规模的故事。

　　然而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不容易，接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孩子很难受到高等教育，面对现行制度存在的这一问题，国会一直争论不断。一直以来，接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孩子上大学是不被认可的。虽然孩子从家庭分离出去就会得到认可，但要从这个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中削减这个孩子的一份作为这个孩子的保护费用。一个接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孩子要上大学，需要的费用等于升学费用加上保护费用，可以说是双重阻碍。

　　感兴趣建议看原书。